馬英九總統3月17日率團赴梵蒂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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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新任教宗方濟（Pope Francis）19日的就職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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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英九前腳離開梵蒂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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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教宗方濟22日就公開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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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與非邦交國接觸並改善關係。」此番談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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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梵蒂岡與大陸建交話題再度浮上台面。199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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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廷與北京建交傳遍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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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因此擬定「浪子回頭計畫」，主要對象是台灣媒體，當建交事件發生時，如何向國人詳細說明，不致影響到台灣的天主教會，前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戴瑞明也證實確有此事。
一九二二年梵蒂岡與中華民國建立準外交關係，一九四二年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九十多年來，兩岸複雜關係，讓中華民國與教廷關係總是在飄搖中度過，隨著大陸愈來愈開放，連曾擔任中華民國駐梵蒂岡大使戴瑞明及杜筑生，都認為教廷與北京建交是遲早的事，只是時候未到。
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一日，教廷國務卿蘇達諾（Cadinal Angelo Sodano）出席義大利駐教廷大使館的酒會中，被記者問到有關教廷與大陸的關係，蘇達諾表示，「教廷駐華大使館只要大陸上午同意，不必等到明天，當天晚上就可以遷往北京。此非與中華民國斷絕關係，只是將使館遷回原地。」蘇達諾這番話，明示了與大陸建交的決心。
一九九九年，梵蒂岡與中國大陸建交傳聞不斷，十一月底，天主教台灣地區擬定一份名叫「浪子回頭」的計畫，目的在應對教廷與台灣的中華民國可能發生的外交突變。所謂突變，就是指「教廷與中華民國中斷外交關係，轉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當時整個氛圍，令人警覺中、梵關係生變迫在眉睫，而台灣地區主教團竟然已經準備好，向媒體發表中、梵關係斷交的種種解釋。
一九八四年二月，台灣主教團應教宗召請，商討台、梵關係時，教宗已向台灣主教承諾，「台、梵關係若生變，必先與台灣主教們商討，並事先告知。」因此，當台灣主教團擬定浪子回頭計畫時，豈不暗示已從教廷獲得斷交在即的消息？
蘇達諾一九九二年二月一席話，再度讓教廷、兩岸複雜三角關係浮現台面，但蘇達諾的發言為何讓台灣天主教團體如此恐慌，也非沒有來由。在「中梵外交關係史」書中就寫道，「蘇達諾隨後又對記者說，『教廷駐華大使原來在北京，所以我們並沒有必要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只要讓這個使館回到原來地方即可。』」這段話非常俱有世俗外交的巧智，聽來無懈可擊，也令對方啞口無言、無可奈何，卻是讓人無法嚥下消解的冷酷無情。
國際報導 千禧年是好時機
其實，教廷從未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過，何來讓教廷使館遷回北京？教廷與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外交關係，並非延續先前在大陸的關係，而是另一個嶄新外交關係，由此可見，把台北的教廷駐華使館遷往北京，亦即與中華民國斷交。
而蘇達諾發言前一天，北京外交部發言人即要求教廷，如果願意和北京改善關係，就必須和台灣斷絕外交關係，由此可見，當時蘇達諾的發言，是針對北京前一天的發言而說的，並非單獨事件。
浪子回頭計畫應付的主要對象是台灣媒體，並經由媒體向全國人民解釋，說明台、梵關係種種性質與目的，以及國人對斷交事件的瞭解，甚至不要受到太大衝擊。所動員的人從樞機主教單國璽，到教友、知識分子，透過傳媒，隨時向國人解說這項艱鉅任務。
前台灣主教團祕書長、副主教吳終源也證實，「確實有此計畫，因為當時整個政治氛圍及教廷關係緊張，大家都會怕（斷交），也擔心斷交後會發生一些事，因此主教團秘書處私下草擬這份計畫因應，但最後教廷與中國建交一事並沒有發生，所以這份計畫也就沒有公開。
主教團這分計畫表設想周詳，一旦在確認教廷國務院已經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為惟一合法政府後，立即生效，主教團甚至要為教廷與中華民國斷交後，對國人帶來的傷害表示道歉。浪子回頭計畫中，主教團也請求教宗，對斷交一事親自向中華民國社會發表書面談話，並給台灣主教團寫一封相關公開信。
計畫中，還附有兩封由台灣一群天主教神父、修女和教友聯合書寫的，致羅馬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和致世界各國主教團、主要國家的樞機主教，及教廷各部會首長的公開信。字裡行間，可充分體會台灣天主教信友的真誠、謙虛及無奈；這兩封公開信也間接、婉轉指出，教廷故意忽視台灣人民的尊嚴與獨立自主，助長大陸對台灣的威脅和壓力，深感到自己也只是中國人，卻莫名其妙成為犧牲品。
浪子回頭計畫及兩封信發出不到三個星期，香港《南華早報》、法國《費加洛日報（LE FIGARO）》及新加坡《天主教新聞周刊》等相關陸續報導，都直指「二○○○年千禧年就是個時機」，對當時台灣天主教團體來說，簡直大勢已去。
「今年甚至已經從國務卿口中知道，遲早教廷會把台灣的使館遷移到北京，事實上，台灣教友都了解這一天總會到來，我們也逐漸了解，與大陸關係正常化，對教廷有重大歷史意義。我們認為，忍辱負重若能帶來和平與正義，我們應當勇敢承擔痛苦，但是大陸政府藉著與教廷間接來打擊與侮辱台灣，只因為我們不向他的權威低頭，這讓我們必須向您與全世界，發出不平的聲音。」公開信的第一段便是如此說的。
戴瑞明證實有告知 但無對話
當時擔任中華民國駐梵蒂岡大使的戴瑞明，熟悉整個過程，他接受本刊記者專訪時透露，「當時確實有此項計畫，一九九六年才一到任，就開始做『消毒』工作，因為三不五時，媒體報導就有類似報導，搞得人心惶惶，消毒工作做了好多年才和緩一點。」
對外界揣測，台灣主教團當時會有浪子回頭計畫，應該是已被教宗提前告知要與大陸建交一事。戴瑞明認為，「應該沒有。而是當時氣氛確實讓很多人沒有信心。」
為何此事他會如此斬釘截鐵？戴瑞明分析，一九九六年九月他到任時，當時切利總主教就當面對他說，「一旦教廷要與大陸建交，一定會提前告知單國璽及你，因為你是中華民國駐梵蒂岡的大使。」戴瑞明回憶，當時切利總主教還跟他告知，十月十日要去北京，與北京對談，要他有心理準備。「顯然教廷要與北京對談，都已事先跟我告知，但我到二○○四年卸任，教廷都不曾告知我，要與大陸建交一事。只能說，有被告知要對話，但沒有聽過要談判。」
戴瑞明還透露，到任後十月十日他開了一場慶祝酒會，不料，切利總主教竟然出現會場，他很訝異問，「你不是去北京？」切利總主教對他說，「你到任那天，教宗接見你時，對你說，『中華民國是個宗教自由的地方。』你回答，『讓我們一起努力合作，讓大陸也有宗教自由！』結果教宗很開心，一連說了三次，『這是我們共同的願望！』這段接見時的對話，全被媒體播出來，北京看了之後很生氣，覺得教廷根本跟中華民國一起聯手唱和，所以就拒絕我去北京。」原來這就是切利總主教雙十節當天沒去北京，卻出現在中華民國大使館舉辦酒會的原因。
至於為何在一九九九年十一月會出現浪子回頭計畫？戴瑞明說，只能說，當時真的是謠言不斷，剛好那段時間，香港、義大利等各國媒體密集報導，引發恐慌。讓台灣主教團擬出浪子回頭計畫的關鍵，就是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一日，教廷國務卿蘇達諾的一席話。當時這位教廷國務卿，這次也出現在方濟教宗就職典禮上。
「那位幫新任教宗呈獻權戒的，就是蘇達諾，今年大概也八十六、七歲了吧。」而當初《費加洛日報》刊出，「大陸與教廷將在千禧年建交，雙方正在研擬建交公報。」又說「大陸與教廷在過去一年中，在大陸駐羅馬大使館談判達二十次之多，教廷則由切利總主教主導談判，他正等待北京正式出面邀請，訪問大陸。」相關報導後，戴瑞明隨即向切利總主教聯繫、會面。教廷表示，「與大陸沒有具體接觸，所謂的關係正常化也沒有進展，雙方既沒接觸，何來關係有所進展？」
教廷外交 難用世俗眼光看待
走過那段驚險年代，教廷想和大陸建交的動作也頗為頻繁，這次新教宗方濟一上任，也公開表示要與非邦交國接觸及改善關係。杜筑生指出，教宗公開談話有兩個背景，每年過新年教宗要接見全體外交使節團，對外交使節團會有國情談話。另一個場合是，新教宗上任時，會和各國外交使節見面，透過這個場合，教宗會把對國際事務看法傳達給各國，這次方濟的談話，就屬於第二種。
他說，教宗藉此機會對那些派特使團參加就職典禮的，或無法派團、或用各種方式祝賀卻沒有外交關係的國家，發表希望能及早建立關係，「這話不是針對大陸講，但大陸是主要對象之一。」他說，全球還有三十幾個國家還未跟教廷建交，而這三十幾個國家除了沙烏地阿拉伯等因為宗教因素，剩下惟一和教廷沒有邦交的大國就是大陸。
「教宗每年都會有類似談話，國人實在不需要恐慌。」他說，馬英九總統這次赴教廷參加新教宗就職典禮，出發前，大陸也只有簡單向教廷喊話，呼籲與中華民國斷交。並未有更進一步激烈抗議。「這些喊話，都只是『行禮如儀』。」
對外界總是以「拉攏」字眼形容教廷對大陸示好。「不能說是拉攏，對教會來講，教廷的外交政策不能用一般世俗眼光去看他。」杜筑生說，一般國家的外交是以軍事、政治、經濟、國防、資源等為利益，但教廷沒有那麼多利益，就只有宗教利益，若要再加上去，就是和平的利益。
「教廷有一個恆率，須要有一個傳播真理、傳播福音的大環境，何謂大環境？就是宗教自由。何謂宗教自由？就是每個國家在立法上，尊重各宗教自由，有利宗教傳播，教廷講的宗教自由，不是要大家信天主教，而是每個人可以去信仰的宗教，也有不信仰宗教的自由。」
杜筑生指出，有宗教自由才有傳播福音的大環境，跟各國建交，才能建醫院、托兒所、學校，教廷也跟聯合國及一些專門機構打交道，這樣他們才有向世界發聲的機會。例如金融風暴，因為金融風暴不只是經濟問題，還有精神倫理及道德問題，「所以，教廷的外交，是在支持傳播福音，教廷不是一個世俗國家，不能用世俗角度去看教廷外交政策。」
教廷與大陸建交 要五十年後
面對大陸與教廷建交威脅，接戴瑞明擔任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的杜筑生認為，「這不是不可能發生，但時候未到，因為大陸還沒有準備好。」他說，大陸利用國家機器操控宗教，干預宗教內部事務，並利用國家權力建立一個自外於普世教會，獨立於羅馬天主教的大陸天主教教會，「教廷無法與這樣的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且雙方尚未在宗教、政治達成協議時，教廷沒有理由先與中華民國斷交。
杜筑生還說，他到任後，曾向教廷高層求證一九九九年二月蘇達諾國務卿的一席談話真正含義，得到的答案是「教廷與大陸之間的政教問題極為複雜，雙方從未就建交一事舉行正式談判，未來除非主教任命獲得解決，也不會展開正式談判。」所以教廷與大陸建交，他認為，「不是不可能，只是還要很長時間。」
戴瑞明也認為，「不是教廷不想跟大陸建交，是大陸不要它（教廷）。」他說，文化差異、貧富不均等問題，雙方差異性太大，「這一天來臨不是不可能（教廷與大陸建交），只是要五十年後吧。」
如果真的有那麼一天。戴瑞明及杜筑生表示，「教廷不會遺棄台灣教友。」蘇達諾也曾向當時外交部長胡志強承諾，「只有當大陸有宗教自由時，教廷才會與大陸關係正常化，並保證絕無意、也不會傷害中華民國人民及信眾的權益。」
杜筑生說，教廷要跟大陸建交，台灣不僅不是絆腳石，而且是個助力，大陸目前有三十幾位神父，在輔仁大學進修，這些神職人員到了台灣，享受充分的宗教自由，天主教會從來不干涉政府的事，天主教會信仰的人雖然沒那麼多，但是天主教在台灣做了很多事，這些神父、修女將來回到大陸，可以把台灣天主教的事蹟帶回去。
單國璽樞機主教過世後，台灣是否會再有樞機主教？杜筑生認為，樞機主教總人數維持一百二十位，目前有一百一十七位，但不是說一位過世了，馬上就補一位，必須等到教宗上任兩年後，才會冊封一次。新教宗才剛上來，所以冊封樞機主教，是兩年後的事，此外還需有很多考核，台灣目前有七個教區，兩位樞機主教于斌、單國璽冊封時間就隔了二十年。教宗冊封樞機主教，除了宗教考量，某種程度有政治含義，台灣何時會再有？誰也不敢說。
錢復：單國璽多次搶救台梵外交
前些日子病逝的天主教樞機主教單國璽，多年來代表台灣與教廷的緊密連結，是台梵外交的象徵。
1951年，北京將教廷駐華公使黎培理驅逐出境，與教廷斷交。黎培理來台，教廷認中華民國為邦交國，大陸與梵蒂岡的關係即陷入緊張達半世紀。大陸政府禁止天主教徒承認羅馬教廷，另外成立由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由教廷管理的天主教會成為地下教會，多次遭到大陸迫害。
在大陸和教廷為政治宗教問題拉扯不斷之時，台灣與梵蒂岡的關係卻是每況愈下。在前任樞機主教于斌過世後，教廷整整20年沒有在台灣任命樞機主教；不但如此，駐華使節層級節節下降，從大使降到公使，然後又降到參事。一般認為，這二十年來，教廷也一直在謀求與大陸關係正常化的可能。
不過，隨著中國經濟越來越開放，對宗教的控制也越來越強悍，與教廷衝突越烈。於是，教廷終於在一九九八年晉封單國璽為樞機主教，從此，台灣與梵蒂岡關係更近一層。
前外交部長錢復曾說，由於單國璽與教宗關係親近，每次台梵關係緊張，他就得趕快去找單樞機。由錢復的話可知，當年單國璽對台灣的外交而言多麼重要。
也因為政治因素，單國璽樞機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一直非常想回河南老家，見惟一的妹妹最後一面，連機票都買好了，但台胞證硬是下不來。最後，他只好斷了這個念頭，告訴身邊的人：「人間見不到，天上見吧！」(陳德愉)
中、梵、台外交微妙關係小檔案
1984年：傳言教廷將關閉台北的使館
1989年：教宗訪亞洲婉謝順道訪台，行經我非行情報區向李登輝總統致電問候
1998年：單國璽被冊封為樞機主教
1999年：蘇達諾國務卿使館遷移北京發言，激起「浪子回頭計劃」
2006年：香港教區陳日君主教被冊封為樞機主教
2012年：香港教區湯漢被冊封為樞機主教
梵蒂岡城（教廷所在地）小檔案：
面積：0.44平方公里
人口：826（2010年止）人戶籍設於梵蒂岡城
語言：官方語言拉丁文、工作語文義大利文、外交語文法文
中華民國3位樞機主教
田耕莘：1946年2月18日冊封，亞洲及第一位非白種人樞機第一位樞機，輔仁大學在台復校後第一任董事長，於1967年7月24日病逝，葬於嘉義。 于斌：1969年4月28日冊封，第二位華人樞機，輔仁大學在台復校首任校長、1978年 8月16日參加新任教宗選舉時在梵蒂岡猝死，結果94位樞機同時參加參加了他的喪禮，遺體安葬于輔大校園。 單國璽：1998年2月21日冊封，台灣第一位樞機，2012年8月22日病逝，安葬於高雄市小港區天主教高松墓園
《中梵外交關係史》揭最黯淡的ㄧ年 本書於2004年出版，作者是江國雄與陳方中，江國雄是梵蒂岡廣播電台中文部資深編輯，陳方中是輔大歷史學系副教授，專長中國天主教史等。本書描述從中、梵、台八十多年來，在神聖與世俗混雜的背景下的特殊外交關係與變化，總脫離不了世界局勢的變化，更提到1999年台灣與梵蒂岡間，經歷最驚險也是最黯淡的ㄧ年，讓台灣主教團「逼」出了一份最後沒有公開的「浪子回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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